回到办公室，她打开纸袋。里面除了一些泛黄的家庭合影外，还有一张手写的便条，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
>“1989年6月15日，我在医院值班室看见季建国和张某密谈。他们提到‘林秀英必须关到底’，否则‘账目问题会暴露’。我还听见季说：‘等孩子长大，也要让她明白谁才是主宰。’
>??周明远（原市北医院护士，李婉清丈夫）”
苏离盯着这个名字，心如擂鼓。
周明远，也就是小星的外祖父，竟然也是知情者！而他后来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四十二岁。当时所有人都说是劳累过度，可现在想来……是否太过巧合？
她立刻拨通小星电话：“你外婆有没有告诉你外公生前最后几天的情况？”
“妈，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小星语气困惑，“外婆只说他那阵子总失眠，经常半夜起来写东西，还叮嘱她要是有一天他出事，一定要保管好抽屉里的笔记本。但后来笔记本不见了，说是被医院同事拿去‘整理遗物’时弄丢了。”
“我知道了。”苏离深吸一口气，“回来一趟，带上你外婆。我们需要一起面对一些事。”
当晚，三人围坐在客厅。李婉清听完所有线索，终于崩溃痛哭：“我对不起你妈妈……我真的对不起她……”
原来，当年林秀英被送医后，曾托一名清洁工偷偷传出一封信，请求李婉清帮忙联系媒体曝光。信中详细列举了季建国的贪污行为及伪造诊断的过程。李婉清本打算照办，却被丈夫拦住。
“他说风险太大，一旦惹怒季家，我们全家都得遭殃。”李婉清哽咽着，“他还说，也许林秀英真有问题，毕竟她那天冲进校长室砸了档案柜……可我现在明白了，她是被逼的啊！”
苏离握住她的手，没有责怪。她明白，在那个年代，每一个选择沉默的人，都是恐惧的囚徒。
“但我们不一样了。”她说，“现在，我们要把那些被销毁的证据，一件件拼回来。”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她们发动“倾听之屋”的志愿者网络，开始地毯式搜寻当年相关人员的后代或旧属。一名退休会计提供了关键线索：他曾保管过一份未归档的备用账本，藏在家中的地板夹层里，因害怕牵连一直不敢示人。
当这份账本呈现在眼前时，苏离几乎窒息。
上面清楚记载着：
-1988年，季建国外出考察期间虚报差旅费共计八万三千元；
-1989年初，通过张某亲属公司洗钱二十六万元，用途标注为“心理干预专项经费”；
-同年五月，支付两万元“特别护理费”用于林秀英长期收治；
-另有多笔小额转账流向三位心理学教授账户，备注为“学术支持”。
每一笔，都像是对正义的嘲讽。
更重要的是，账本最后一页附有一份手写名单，标题为《重点关注对象》，共三十七人。第一个名字，仍是**林秀英**；第二个，赫然是**李婉清**；第三个，则写着**苏离（女，9岁，建议定期心理评估）**。
苏离盯着自己的名字，久久无法言语。
她终于明白，从十岁起接受的所谓“行为矫正”，根本不是出于关心，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精神驯化。他们要确保的，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而是一个顺从的工具。
她抬头看向小星：“明天发布会，你愿意站在我身边吗？”
少年坚定点头：“我要替外公讨回公道，也要让更多人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自由。”
第三天，联合国代表团专机起飞前两小时，苏离召开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现场比上次更加拥挤，数百名记者与幸存者家属齐聚一堂。大屏幕上，依次播放着财务账本扫描件、周明远的证词复印件、以及王振华医生生前最后一封未寄出的信：
>“如果我死了，请告诉世人，我不是自杀。我说过的话是真的，林秀英是无辜的。这个系统正在吃人，而我们这些穿白大褂的，有些人早已成了刽子手。”
全场寂静无声。
苏离站在聚光灯下，声音平静却如雷霆贯耳：“今天，我不再仅仅控诉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压迫，我要揭露的，是一个横跨教育、医疗、司法系统的隐秘机制??它以‘维稳’为名，以‘亲情’为盾，将异议者定义为病人，将反抗者视为威胁，将真相掩埋在诊断书与财务报表之间。”
她转身指向屏幕：“这些人，曾是教师、护士、公务员、母亲。她们因离婚诉求、财产主张、举报腐败、甚至只是表达不满，就被送入精神病院。而批准这一切的，往往不是医学判断，而是权力博弈的结果。”
“而我的父亲，季建国，正是这套机制的构建者之一。他不仅亲手签署母亲的收治文件，还利用职权掩盖贪污事实，操控心理评估体系，甚至预谋对我进行长期精神控制。”
话音落下，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就在此时，一名身穿制服的检察官走上台，宣布：经初步核查，季建中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线索属实，检察机关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冻结其名下全部资产，并启动追缴非法所得程序。
与此同时，中央政法委通报全国，责令彻查“清源计划”相关责任人，已有七名涉案官员被采取留置措施。
发布会结束半小时后，苏离接到监狱管理局通知：季建国因涉嫌多项刑事犯罪，已被羁押于省第一看守所，精神状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