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晏接下孙教谕的手记，如同握住了一柄窥探石埭黑暗角落的钥匙。他并未立刻大张旗鼓地依据手记内容行动，而是将其作为重要的背景资料和线索库，与自己已有的调查相互印证，并指引下一步的方向。
当前最紧迫的，仍是应对来自乔家及其同盟的反扑，并利用乔家案造成的威慑效应，进一步撬动石埭固化的权力结构。
他首先加强了对乔永年的压力。既然乔永年称病拒不到堂，迟晏便以“案情重大，主犯在逃”为由，行文上报池州府衙，详述乔家恶奴伤人抢劫一案的人证物证及审理结果，并言明乔永年“托病抗传，藐视公堂”，请求府衙协助督促或授权采取进一步措施。同时，他下令将乔家在城西货栈继续查封，清点所有货物，并派衙役在乔宅外“巡逻”，名为维持秩序，实为施加心理压力，切断其部分对外联系。
这一举动，无疑是将矛盾公开化、升级化。府衙的态度至关重要。迟晏知道，以吴知府之前的做派，多半会和稀泥，甚至可能反过来压自己。但他必须这么做，一来是程序需要，二来也是试探府衙底线，三来，给外界尤其是另外两家和县衙内部观望者一个信号：他决心坚定，不惜将事情闹大。
果然，数日后，府衙的回文到了，语气含糊，既肯定了迟晏“依法办案”的精神，又强调“地方乡绅，关乎稳定，宜加安抚，慎重处置”，要求迟晏“妥善调解，勿使事态激化”，并派了一名姓何的推官前来“了解情况，协助调解”。
这基本在迟晏预料之中。府衙既不想担责任，也不愿得罪可能有过某种联系的乔家，于是派个中间人来和稀泥。
迟晏不动声色，恭敬地接待了何推官。何推官是个老官僚，说话圆滑，先是对迟晏年轻有为、勇于任事表示赞赏，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大谈“地方安宁”、“乡绅体面”、“以和为贵”，暗示乔家在本县乃至府城都有些影响，若能令其“认错赔偿，息事宁人”，对迟晏的官声和前途都更为有利。
迟晏耐心听完，然后平静地出示了案卷、证词、物证，以及赵大河仍旧卧床的伤情记录。他道：“何大人明鉴，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绝非寻常纠纷。乔家恶奴行凶，情节恶劣，主使乔永年抗传不到，藐视国法。下官依法办理，若因乔家有些许势力便法外容情，则国法威严何在？官府公信何存？日后石埭百姓，谁还信官府能为民做主？下官并非不愿调解，然调解需在依法基础上。乔永年若真有意和解，首先应到案说明情况，承担应有责任，赔偿伤者，悔过自新。否则，下官职责所在，不敢徇私。”
他态度不卑不亢，道理摆得清楚，将“依法办事”的大帽子扣得严严实实。何推官一时语塞，他本是想来当和事佬，没想到这年轻知县如此强硬，且句句占着法理。他掂量了一下，觉得这浑水不好趟，便改口道：“迟大人所言亦有理。本官此番前来，主要是了解实情，回禀府尊。既然案情如此，那……那便依律办理吧。只是还望迟大人注意方式方法，莫要激起太大波澜。”说完，便匆匆告辞，回去复命了。
打发走了府衙的和事佬，迟晏知道，乔家短期内难以从官方渠道施压让自己让步。那么，他们的反击可能会更加阴险和直接。
果然，接下来几日，针对迟晏个人的谣言愈演愈烈，内容也更加恶毒，甚至开始影射其出身、品行，以及“与民争利”、“收买人心，图谋不轨”。同时，县衙内一些原本动摇的胥吏，似乎又受到了某种“敲打”或“许诺”，重新变得消极起来，尤其是户房的钱粮账目，拖延得更厉害了。
更令人不安的是，陈老仆暗中汇报，留在“以工代赈”工程上的那八名民夫，家中陆续收到匿名恐吓信或遭到地痞流氓的“警告”，虽然暂时还未发生实质性伤害，但恐惧气氛蔓延，已有两人顶不住压力，再次告假。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试图将迟晏孤立、困死。
面对这种局面，迟晏决定改变策略，从一味强硬对抗，转为刚柔并济，重点分化瓦解。
他首先从县衙内部入手。他再次召见严书吏、张虎、赵小五等核心人员，给予更明确的信任和授权，将孙教谕手记中与刑案、治安相关的部分线索，交由他们秘密调查，并允诺，若查实有功，未来必予重用提拔。同时，他通过陈老仆，暗中接触了几个在户房、工房任职多年、但性格相对耿直或家中负担重、对现状不满的低级书吏，以“了解实务”为名，与他们闲谈，倾听他们对县衙积弊的看法，并不经意间透露自己整顿吏治、改善民生的决心，以及未来可能对有功、守规之人的“奖掖”。这些话，如同种子，撒入了一些人心中。
对于外面针对他个人的谣言，他没有公开驳斥，那只会越描越黑。而是让陈老仆和张虎等人，在街头巷尾、茶棚酒肆，以“听说”、“据说”的方式，散播另一些消息：比如新县令如何自掏腰包为伤者治伤、如何严惩勒索胥役、如何顶住压力查办乔家恶奴、如何为贫民提供活计等等。用具体的事实，去对抗模糊的污蔑。同时，他加大了对那几个坚持在“以工代赈”工程上的民夫及其家庭的保护，让张虎带人增加在其家附近的巡查，并公开宣称，凡威胁迫害为官府做事者，一经查实，与行凶同罪！此举虽不能完全杜绝骚扰，但至少表明了态度，稳定了人心。
最重要的，是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分化闵家和刘癞子。根据孙教谕的手记和已有调查，乔、闵、刘三家虽然勾结，但并非铁板一块，在利益分配、势力范围上亦有矛盾。乔家主要控制城西及部分茶山竹木；闵家盘踞东山及东北山区，以茶山、林地和高利贷为主；刘癞子则把持南边通往青弋江的陆路及码头，兼做货运和某些“灰色”生意。三家互有竞争，尤其在货物运输、收购定价上常有龃龉。
迟晏选定的第一个分化目标，是刘癞子。因为刘癞子看似凶悍，实则是三家中最“商人”气的一个，更看重实际利益，且他的势力范围与迟晏目前着力最深的东山、乔家案关联相对较小，可能顾忌也少些。
他没有直接找刘癞子，而是让陈老仆通过码头上的老关系，给刘癞子递了个话，大意是：知县大人知道刘掌柜在码头经营不易，也知码头对石埭货物进出的重要性。如今县衙有意整顿治安，疏通商路，未来或有些许合作之处。只要刘掌柜守法经营，不涉不法，官府自然乐见其成，甚至可探讨如何让码头货运更顺畅、更公平，惠及所有商民。但若有人想趁乱生事，或与某些“不法之徒”沆瀣一气，干扰官府办案，阻挠民生改善，那便是自绝于朝廷法度了。
这番话，软中带硬，既有拉拢，也有警告，更暗示了乔家就是“不法之徒”。同时，只谈“码头经营”、“商路疏通”，避开敏感问题，给双方都留了余地。
消息递出去后，刘癞子那边暂时没有回应，但据码头眼线回报，刘癞子手下的人近来对县衙衙役的巡查不再像之前那样公然挑衅，对往来商船的“盘剥”也似乎“规范”了些许。这是个积极的信号。
至于闵家，迟晏暂时没有直接接触。闵德昌此人，据手记描述，比乔永年更阴沉，手段也更狠辣，控制欲强，在东山根基更深。直接接触风险大，容易打草惊蛇。迟晏将重点放在继续深挖东山劫案和李猎户失踪案上，这两案都与闵家脱不开干系。他严令严书吏，加快对“疤脸”与闵家关系的秘密调查，并设法寻找李猎户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相信，只要打开闵家这个口子，收获可能比乔家更大。
就在迟晏多管齐下，应对分化之际，一个意外的机会送上门来。
这日，那位曾来告状的西山坳老秀才，带着几个村民，又来到县衙。这次不是告状，而是代表西山坳及附近几个村子的百姓，送来一份“万民伞”……当然，以他们的能力，只能是几十户人家联名的一幅粗布，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名字和红手印，表达对迟晏“为民做主、惩治恶霸”的感激之情，并恳请青天大老爷继续庇护乡里，他们愿为大人立长生牌位。
东西虽简陋，情意却重。迟晏亲自到衙门口接受，并对聚集而来的百姓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重申自己“为民请命、执法如山”的决心，鼓励大家如有冤屈，依法申诉，不必惧怕恶势力。
这件事本身不大，但其象征意义和传播效果却极强。它公开表明了部分百姓对迟晏的支持，也间接回击了那些关于迟晏“不得民心”、“构陷乡绅”的谣言。更重要的是，它让那些仍在观望、犹豫的胥吏和百姓看到，新县令并非孤立无援，他有实实在在的民心基础！
果然，此事过后，县衙内一些低级胥吏的态度似乎又有了微妙变化，做事虽仍谨慎，但拖延敷衍的情况有所减少。坊间关于迟晏的正面议论也开始增多。
迟晏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对户房施压。他不再催促全部账目，而是点名要调阅去年和今年春季，与乔家、闵家、刘家相关的所有税粮、商税缴纳记录，以及县衙给予这三家的任何“便利”或“减免”批文。这一要求更加具体，也更具针对性。钱书吏再也无法以“浩繁”推脱，只得硬着头皮去整理，但可以想见，其中必然“缺失”严重。
迟晏不在乎他交上来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个态度，就是要让钱书吏和其背后的冯简知道，他已经盯上了这三家的税务问题，这是比伤人案更致命、更能牵连广泛的突破口！
一时间，石埭县内风云诡谲。迟晏以乔家案为支点，左冲右突，刚柔并济，对内整顿分化，对外威慑拉拢，虽然步步惊心，阻力重重，却也将原本铁板一块的反对势力，撬开了一道缝隙，让自己在石埭这片泥沼中，终于站稳了脚跟，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