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记不清，我是在接下来的礼拜天又看见了那位绅士，还是过了更长一段时间后他才再次现身。我不敢妄称擅长记忆日期。不过，他又来了，在教堂里，礼拜过后还送我们回家。他同我们一道进了门，来看我们客厅窗台上那盆很好看的天竺葵。在我看来，他并不怎么在意那盆花，但临走的时候却求我母亲送他一朵花。我母亲让他自己挑，但他不肯—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于是我母亲亲手摘了一朵，递到他手里。他说他要同花儿永不分离。我想他这个人真傻，竟不知道那朵花过一两天就会凋谢。
佩戈蒂开始不像往常那样常常陪我们共度夜晚时光了。我母亲对她简直百依百顺—在我看来相当反常—我们三个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们仍然同过去不一样了，相处时不再那么融洽了。有时候，我觉得佩戈蒂或许反对我母亲把衣橱里的漂亮衣服都穿出来，反对她总去那个邻居家，但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找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渐渐地，我习惯了看到那位长着黑络腮胡的绅士。我依然像初次见面时一样不喜欢他，依然对他满怀不安与忌妒。不过，我之所以会有如此反应，只是出于小孩子的本能厌恶，以及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佩戈蒂和我就已经能对我母亲很好了，不用别人帮忙。此外即便还有别的原因，也绝不是年纪稍长的孩子可能发现的那种。当时我脑子里可没浮现出那种想法，一丁点儿都没有。可以说，我只能观察到片段，但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织成一张网，再把人套在里面，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力所不逮的。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正在房前的花园里，这时默德斯通先生—我已经知道他姓默德斯通了—骑马过来。他勒住马，跟我母亲打招呼，说他要去洛斯托夫特拜会几个有游船的朋友。他兴致勃勃地提议说，要是我喜欢骑马，可以坐在他前面的马鞍上，一起转转。
那天空气清新宜人，我非常想去。马站在花园栅门边，又打响鼻又刨地，好像自己也非常喜欢出游一样。母亲把我打发上楼，找佩戈蒂给我梳洗打扮。与此同时，默德斯通先生下了马，把缰绳挽在胳膊上，在开满多花蔷薇的栅栏外慢慢地走来走去，母亲则在栅栏内陪着他慢慢地走来走去。我记得，佩戈蒂和我从我那扇小窗户里偷偷瞧他们；我还记得，他们散步时凑得那么近，就像在仔细观察中间的多花蔷薇似的；而本来如天使般温柔的佩戈蒂突然火冒三丈，拼命梳我的头发，还梳错了方向。
不久默德斯通先生和我就出发了，沿着大路边的草地小跑起来。他十分轻松地用一只胳膊搂住我。我觉得我平时并不好动，这会儿却没法规规矩矩地坐在他前面，总会不时扭过头去，仰望他那张脸。他那双黑眼睛一望见底—我真想找一个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那种看上去毫无深度的眼睛—他出神的时候，在特殊的光线角度下，刹那间，你会觉得那双眼睛在斜视你，显得十分丑陋。我偷偷瞥了好几次，满怀敬畏地观察他的神情，不禁纳闷他在凝神想什么。现在凑近了一瞧，他的头发和络腮胡比我原先以为的还要黑，还要密。他的脸下部方方的，下巴上布满了胡楂，表明他每天都仔细刮那里又粗又黑的胡须。这让我想起了大约半年前巡展到我们这一带的蜡像。这些，再加上那两道整齐的眉毛，还有那看上去说不清是白色、黑色还是棕色的鲜艳脸庞—让他的脸色，还有关于他的记忆统统见鬼去吧！—这一切让我觉得他十分英俊，尽管依然满心疑惑不安。毫无疑问，我那亲爱的可怜母亲也是同样的想法。
我们来到海边的一家旅店。两位绅士待在一个房间里，别无他人。他们抽着雪茄，每人躺在至少四把并排的椅子上，而且都穿着肥大的粗呢夹克。角落里堆放着外套、海军斗篷，还有一面旗，全部扎在一起。
一见我们进来，那两人从椅子上一骨碌爬起来，样子很是狼狈，说道：“嘿，默德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默德斯通先生回应道。
“这小家伙是谁？”一位绅士拉住我问。
“这是大卫。”默德斯通先生答道。
“谁家的大卫？”那位绅士说，“琼斯[4]家的吗？”
“科波菲尔家的。”默德斯通先生说。
“什么？就是美艳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拖油瓶？”那位绅士叫道，“那个漂亮的小寡妇？”
“昆尼恩，”默德斯通先生说，“请你说话小心点儿。有人的耳朵是很尖的。”
“谁？”那位绅士大笑着问。
我连忙抬起头来，很想知道他们说的是谁。
“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5]罢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听说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不禁大松一口气。我本来还以为他们说的是我呢。
谢菲尔德的这位布鲁克斯先生似乎有什么非常好笑的地方，因为一提起他，那两位绅士就开怀大笑，默德斯通先生也乐不可支。他们笑了一阵，那位被默德斯通先生称作昆尼恩的绅士说道：“对计划中的那笔生意，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怎么看？”
“哎，我觉得布鲁克斯现在还不怎么知道那件事呢。”默德斯通先生答道，“不过，我想他基本上不赞成。”
听到这话，他们又爆发出一阵哄笑。昆尼恩先生说，他要摇铃叫点儿雪利酒来，为布鲁克斯干杯。他也这么做了。酒端上来后，他叫我就着饼干喝点儿酒。我正要喝，他又叫我站起来说：“祝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永远糊涂！”这句祝酒词逗得他们抚掌大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一见我笑，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总而言之，大家都很开心。
后来，我们到海边悬崖上散步，坐在草地上，用望远镜观看风景—镜筒贴到我眼睛上的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假装看见了—然后我们回到旅店，提前吃了晚饭。我们外出的时候，那两位绅士不停地抽烟—如果可以根据他们的粗呢外套散发的气味来判断，我怀疑自打外套由裁缝铺送到家，他们就一直在抽烟。我不应该忘提，我们那天还登上了游船。他们三人下到船舱，忙着处理文件。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见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在这段时间，他们把我丢给了一个非常和善的人。那人有个大脑袋，满头红发，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小帽子，身穿横纹衬衫或者马甲，胸前是大写字母拼成的“云雀”二字。我以为那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没有临街的大门挂铭牌，他只好将名字绣在胸口。可我叫他云雀先生的时候，他却说那是船的名字。
我观察了一整天，发现默德斯通先生比那两位绅士更严肃，更沉稳。那两个人总是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他们无所顾忌地相互打趣，却几乎从不跟默德斯通开玩笑。在我看来，他比那两个人更聪明，更冷静，而他们对他的看法，也同我近似。我注意到，有一两次，昆尼恩先生在讲话的时候，斜瞟了默德斯通先生几眼，好像生怕惹他不高兴。还有一次，在帕斯尼奇先生（就是另一位绅士）得意忘形的时候，昆尼恩先生踩了他一脚，偷偷用眼神警告他，要他留神默德斯通先生，后者正绷着脸默默坐在那里。我也不记得那天默德斯通先生笑过，除了讲谢菲尔德笑话那次—而那个笑话，顺带一提，正是他自己讲的。
夜幕刚刚降临，我们就回了家。那是个风清气爽的夜晚，母亲打发我进去吃茶点，自己又同默德斯通先生在多花蔷薇栅栏旁散步。默德斯通先生走后，母亲问我这天过得怎么样，我们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提到了他们说她的那些话，她听了笑起来，告诉我，那是几个放肆无礼的家伙在胡说八道，但我知道，那些话让她很高兴。我当时就同现在一样，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我趁机问她认不认识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先生。她回答说不认识，但猜此人肯定是个制造刀叉的。
此时此刻，母亲的面庞又浮现在我眼前，同街上拥挤人群中我随意去看的一张面庞一样清晰。尽管我理应记得它已面目全非，也知道它已化为尘土，但我能说那副容颜**然无存了吗？此时此刻，母亲那天真无邪的少女之美，仍像那晚一样，带着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能说这份美已经褪色消亡了吗？母亲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当年视若珍宝的面影鲜活如故，比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青春可爱，我能说她已与我阴阳两隔了吗？
这番对话之后，我上了床，母亲来向我道晚安，我现在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她玩闹似的跪在我床边，双手托着下巴，笑盈盈地说：“他们都说什么来着，大卫？你再给我说一遍。我不相信他们说过那样的话。”
“‘美艳迷人的—’”我开口道。
母亲用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下去。
“他们绝不会说‘美艳迷人’，”她乐呵呵地说，“他们不可能说什么‘美艳迷人’，大卫。我就知道绝不可能！”
“不，他们说了。‘美艳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不依不饶地重复道，“还说你‘漂亮’来着。”
“不，不，绝不会说‘漂亮’，绝不会说‘漂亮’。”母亲又用手捂住我的嘴，打断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