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他本人不是乞丐，他有个近亲却是。”斯蒂尔福思说，“这没什么两样。”
他瞥了我一眼，梅尔先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满脸通红，惭愧难当，抬起头来，但梅尔先生直勾勾地望着斯蒂尔福思。他继续温柔地拍打着我的肩膀，眼睛却看着斯蒂尔福思。
“既然你期待我做出解释，克里克尔先生，”斯蒂尔福思说，“期待我把话说清楚—那我就只好说出来了：他母亲住在救济院里，靠施舍度日。”
梅尔先生依然盯着他，依然温柔地拍着我的肩膀。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低声自言自语道：“不错。我想是有这么回事。”
克里克尔先生的眉毛拧成一团，勉强维持着礼貌的态度，转身问他的助理：“现在你听到这位先生说的话了吧，梅尔先生？请你当着全体学生的面纠正他的说法。”
“他说得对，先生，无须纠正。”梅尔先生在一片死寂中回应道，“他说的是事实。”
“那就请你当众宣布，”克里克尔先生说，把脑袋一歪，眼珠子在学生身上乱转，“我此前是否知道这件事。”
“我相信，您并不知道这件事。”他答道。
“哎呀，你明明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克里克尔先生说，“对不对，伙计？”
“就我所知，您从不认为我的生活境况很好。”他的助手答道，“我在这儿现在是什么情况，过去是什么情况，您是很了解的。”
“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克里克尔道，额头上的青筋涨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粗大，“那你就完全不适合一直从事这份工作。你错把这里当成慈善学校了。梅尔先生，请你另谋高就吧，越快越好。”
“现在走就是最好的。”梅尔先生答道，站起身来。
“先生，那就请便吧！”克里克尔先生说。
“我这就向您告别，克里克尔先生，向你们所有人告别。”梅尔先生说，环视整间教室，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詹姆斯·斯蒂尔福思，我能留给你的最好祝愿是，希望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现在，我决不会将你视作我的朋友，或者我关心的人的朋友。”
他再次把手放在我肩上，然后从书桌里拿出笛子和几本书，将钥匙放进去，留给他的继任者，就这样夹着自己的所有财产走出了学校。克里克尔先生通过滕盖发表演说，感谢斯蒂尔福思维护了塞勒姆学校的独立和尊严（虽然手段或许过于激烈）。演说结束时，他同斯蒂尔福思握了握手，我们还发出了三声欢呼—至于为什么会欢呼，我不太清楚，但我猜可能是为了斯蒂尔福思吧，于是也跟着热情地喊了三声，尽管心里其实很难过。接着，克里克尔先生用藤条抽了特拉德尔斯一顿，因为他发现这家伙不仅没有为梅尔先生的离去欢呼，反而在抹眼泪。打完之后，克里克尔先生就回沙发上或者**，或者刚才他来的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教室里只剩下我们学生了。我记得，当时大家面面相觑，茫然无措。我为自己在刚才发生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深感自责和悔恨，差点儿也哭起来。可我看到斯蒂尔福思老往我这边瞧，担心倘若我将难过的情绪表露出来，他也许会觉得我对他不友好—或者，我应该说，考虑到我们的年龄差距和我对他抱有的感情，他会觉得我对他不恭敬。斯蒂尔福思对特拉德尔斯非常生气，说看到特拉德尔斯挨打，他很快活。
可怜的特拉德尔斯，这时已经过了趴在桌子上生闷气的阶段，正同往常一样，借由狂画一通骷髅发泄情绪。他说他不在乎自己，只是梅尔先生确实受了欺负。
“谁欺负他了，你这丫头？”斯蒂尔福思说。
“哼，就是你。”特拉德尔斯答道。
“我干什么了？”斯蒂尔福思说。
“你干什么了？”特拉德尔斯反驳道，“你伤了他的心，还砸了他的饭碗。”
“伤了他的心！”斯蒂尔福思轻蔑地重复道，“我敢肯定，他的心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他的心跟你的可不一样，特拉德尔斯小姐。至于他的饭碗—他这个饭碗很宝贵，对不对？—你觉得我不会写信回家，设法给他弄点儿钱吗，波莉[2]？”
我们都认为，斯蒂尔福思的这个想法非常高尚。他的母亲是个寡妇，相当有钱，据说他提的任何要求，他母亲差不多都会满足。看到特拉德尔斯被驳得哑口无言，我们都高兴极了。斯蒂尔福思屈尊告诉我们，他是特意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利益才那样做的，而他的无私之举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恩惠。听到这些，我们简直将斯蒂尔福思捧上了天。
不过，我得说，当天晚上我摸黑讲故事的时候，梅尔先生的哀怨笛声似乎不止一次在我耳畔响起。最后，斯蒂尔福思倦了，我也躺在了**。我想象着梅尔先生不知在何处吹奏出凄婉的笛声，心中特别难受。
我满脑子都是斯蒂尔福思，很快就把梅尔先生忘记了。原先梅尔先生教的一些课，斯蒂尔福思接着教，轻轻松松，跟玩票似的，甚至连课本都不用（我觉得，他似乎什么课本都背下来了）。后来，学校找到了一个新教师，他来自一所文法学校[3]。正式上任之前，有一天，他在客厅吃饭，被介绍给斯蒂尔福思。斯蒂尔福思对此人评价颇高，说他是“大好人”。尽管不清楚这代表他多有学问，我还是十分尊敬他，毫不怀疑他学识渊博，虽然他从不像梅尔先生那样在我身上下功夫—这并不是说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非得对我下功夫。
在那个学期，除了日常学校生活，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天下午，克里克尔先生恶狠狠地挥舞着藤条左右出击，我们被折磨得头昏脑涨。这时滕盖走进教室，用平常那种粗大嗓门叫道：“科波菲尔，有人找！”
他同克里克尔先生交谈了几句，说的无非是来者是谁、带他们去哪个房间之类。我按规矩，一听到有人找就站起来，惊讶得差点儿晕过去。然后他们就吩咐我从后楼梯出去，换一条干净的衬衫褶边，再去餐厅。这些命令，我都照做了。我那幼小的心灵还从未如此忐忑不安。走到客厅门口，我忽然想到，来者或许是我母亲—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是默德斯通先生或默德斯通小姐—于是我收回了抓住门把手的手，停下来抽泣了一会儿，才推门进去。
我一开始没看到任何人，但又觉得似乎有人顶着门，便转头向门后看去，然后惊讶地发现，是佩戈蒂先生和哈姆。他们手拿帽子，一面冲我低头致意，一面靠着墙挤来挤去。我不禁笑起来，但我笑是因为见到他们很高兴，而不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很滑稽。我们非常热情地握手，我笑啊，笑啊，直到从口袋里掏出小手帕来擦眼泪。
佩戈蒂先生（我记得，他在见到我的这段时间一直笑得合不拢嘴）见我那样，很是担心，便用胳膊肘碰了碰哈姆，让他说点儿什么。
“开心点儿，大卫少爷！”哈姆憨憨地笑着说，“哎呀，你长大了嘛！”
“我长大了？”我边说边擦眼泪。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反正一见到老朋友，我就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
“长大了吗，大卫少爷？他可不是长大了嘛！”哈姆说。
他们相视而笑，逗得我又笑了，然后我们三个又一起大笑，直到我差点儿又哭起来。
“你知道我妈妈好吗，佩戈蒂先生？”我说，“还有我那亲爱的、亲爱的老佩戈蒂，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