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把她叫作我的密友，但我敢说她绝不是那种东西—是不是，吉卜？我们，吉卜和我，不会信任那种爱发脾气的人。我们想信任谁就信任谁，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朋友，我们不要别人替我们寻找—是不是，吉卜？”
吉卜舒舒服服地哼了一声作为回答，有点像水沸时茶壶的鸣叫。对我来说，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旧镣铐上加的一堆新镣铐。
“因为我们没有慈爱的妈妈，就得找个像默德斯通小姐这么沉闷、阴郁的老东西，成天跟着我们转，这叫人太难受了—是不是，吉卜？别往心里去，吉卜。我们才不会跟她说知心话呢。不管她在不在身边，我们都要尽情玩乐。我们要捉弄她，而不去讨好她—是不是，吉卜？”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想我肯定会跪在石子路上，很可能还会把双膝的皮蹭破，接着立刻被人从宅子里赶出去。不过，幸好温室离我们不远，她说完这段话，我们就到了。
温室里摆放着许多漂亮的天竺葵。我们在花前徘徊，朵拉不时停下脚步，一会儿欣赏这朵，一会儿夸耀那朵，我也跟着停下来附和。朵拉还像孩子似的笑着抱起狗，让它嗅花。如果不能说我们三个都如临仙境，那至少我已经飘飘欲仙了。直到今天，一嗅到天竺葵叶子的清香，我都会瞬间变一个人，令自己惊愕不已，不知该对此一笑置之，还是认真思忖。然后，我就会在一排鲜艳花朵的鲜亮绿叶的映衬下，看到一顶草帽和几条蓝色丝带，看到一头浓密的鬈发，看到两条纤细的胳膊抱着一只黑色小狗。
默德斯通小姐一直在找我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她把那张令人不快的脸（上面密密麻麻的细纹里填满了发粉）伸过来，让朵拉亲吻。然后她挽起朵拉的胳膊，领我们进屋吃早餐，那队伍仿佛是在给某位士兵送葬。
因为茶是朵拉泡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杯。但我清楚记得，我坐在那里大口喝茶，直到整个神经系统—如果那时候我还有神经系统的话—全都失灵。不一会儿，我们去教堂做礼拜。在教堂长椅上，默德斯通小姐坐在朵拉和我之间。但我只听到朵拉唱诗，其他会众都消失了。我还听到牧师布道—当然是关于朵拉的—那次礼拜，恐怕我知道的仅此而已。
那一天，我们过得很安静。没有来客人，只散了散步，四个人吃了顿家庭晚餐，晚上翻翻书，看看画。默德斯通小姐面前摆着一本布道书，眼睛却盯着我们，警惕地守护着朵拉。那天晚上，吃过晚餐，斯彭洛先生头上顶着小手帕坐在我对面。啊！他这时绝对想不到，我正在幻想中以女婿的身份热情拥抱他呢！夜里跟他道别的时候，他绝对想不到，在我的幻想中，他刚刚已经答应我和朵拉订婚，我正在祈求上帝降福于他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离开了，因为海事法庭要审理一件海上救助案。审这案子需要对整个航海学有准确的了解，法官恳请两名年长的领港协会[4]主管大发善心，前来协助审理（因为我们律师公会的人不可能对那方面的事了解多少）。不过，在早餐桌上，还是朵拉泡的茶。她抱着吉卜站在台阶上送行，我在四轮敞篷马车里向她脱帽告别，心中悲欣交集。
那天我对海事法庭压根儿没留下什么印象；我听审时，脑子一直在胡思乱想；桌上放着一支象征最高司法权的银桨，我却在桨叶上看见刻着“朵拉”二字；斯彭洛先生没有带我回家时（我曾疯狂地盼望他会再带我回家），我觉得自己就像被遗弃在荒岛的水手，眼看着属于自己的那艘船扬长而去。以上种种，我就不在这里描述了，因为那只会徒劳无功。如果那个沉睡的古老法庭能将自己唤醒，以可见的形式再现我做的关于朵拉的白日梦，就能将我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
我并不是说，我只在那一天做了这些梦，而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季复一季地做着这些梦。我到庭上去，不是为了处理案件，而是为了想朵拉。案子在我面前慢吞吞地审下去，倘若我曾分神思考过案子，那要么是在审婚姻案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想着朵拉），我会琢磨结了婚的人怎么可能是不幸福的呢？要么是在审遗产案的时候，我会寻思，如果案中涉及的遗产归我，我该首先对朵拉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我陷入狂热单恋的头一个礼拜，我买了四件华贵的背心—不是给自己买的，我并不以此为荣，而是给朵拉买的—而且喜欢上街的时候戴淡黄色小山羊皮手套，还弄得自己脚上从此开始长鸡眼了。假如可以拿出我那个时期穿的鞋子，同我天然大小的脚做对比，我当时的心情便昭然若揭，足以令人大为感动。
然而，尽管我为了向朵拉表达敬意，把自己弄成了可怜兮兮的瘸子，我每天还是怀着见她一面的希望走上好多英里。不久之后，在通往诺伍德的大路上，我就同那片区域的邮差一样妇孺皆知。不仅如此，我还走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我徘徊于女人最爱逛的商店街，我像不安分的鬼魂一样在集市上游**。我早就筋疲力尽了，却依然不辞辛劳地在公园里转了又转。有时候要隔很久，我才能偶尔见到她。也许是看见她在车窗中挥动手套；也许是碰上她，跟她和默德斯通小姐走一小段路，同她说两句话。在后一种情况下，事后我总是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自己说的话完全词不达意，觉得她根本不了解我对她一往情深，甚至觉得她并没把我放在心上。可以想象，我一直盼望着再次被邀请到斯彭洛先生家做客，却总是很失望，因为我再也没受到过邀请。
克拉普太太肯定是个目光敏锐的女人—我坠入爱河才几个礼拜，就连对阿格尼丝，我也没有明说，只敢在信里写道，我去过斯彭洛先生家，再加一句“他有一个女儿”—我的单相思还处在初期，就被她发觉了，所以我才说克拉普太太肯定是个目光敏锐的女人。一天晚上，我心情非常低落，她上楼来问我肯不肯帮个忙，给她一点儿混有大黄的小豆蔻酊，外加七滴丁香精，因为那是治她那种病最好的药（她当时又犯了我前面提的毛病）。要是我身边没有这种东西，那给她点白兰地也成，那就算次好的药了。她说，她要白兰地，不是因为它好喝，而是因为那是次好的药。我从没听说过第一种药，而橱柜里总是放着第二种药，我就给了克拉普太太一杯白兰地。她当着我的面喝起来，免得我疑心她把酒用到不该用的地方。
“打起精神来，先生，”克拉普太太说，“看你这样子，我受不了啊，先生。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啊！”
我不怎么明白克拉普太太对我陈述这一事实有什么用，但还是朝她微微一笑，尽力做出亲切的样子。
“我说，先生，”克拉普太太道，“别嫌我多嘴，我晓得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肯定跟女人有关。”
“克拉普太太？”我红着脸回应道。
“噢，上帝保佑！振作起来，先生！”克拉普太太说，对我点点头，以示鼓励，“永远不要丧气呀，先生！要是她不冲你笑，想冲你笑的女人还有的是。你是一个小伙子，不愁没人对你笑，科波福尔先生。你必须明白自己的价值，先生。”
克拉普太太总叫我科波福尔先生—首先是因为，毫无疑问，这不是我的姓氏；其次，我不由得认为，这个叫法同洗衣日存在模糊的关联[5]。
“你怎么知道这肯定跟女人有关呢，克拉普太太？”我说。
“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深情地说，“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啊！”
有那么一会儿，克拉普太太只能用手捂在紫花布长裙的胸口，啜着她的药，抵挡复发的病痛。最后，她又开口说话了。
“你亲爱的姨婆为你租下这套房间的时候，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说，“我就说过，我总算找到个可以照顾的人了。我当时说的是：‘谢天谢地，我总算找到个可以照顾的人了！’—你吃得不多，先生，喝得也不多。”
“你就是根据这个推测的吗，克拉普太太？”我说。
“先生，”克拉普太太用近乎严厉的口气说，“除了你，我也为别的小伙子洗过衣服。一个小伙子对自己可以太关心，也可以太随意。他可以把头发梳得太勤，也可以太久不梳头。他可以穿太大的靴子，也可以穿太小的靴子。这都要看那小伙子天生的性格如何。不过，不管他走的是哪个极端，肯定都跟姑娘有关。”
克拉普太太坚定无比地摇摇头，弄得我毫无反驳的余地。
“在你之前住在这儿、后来死了的那位先生，”克拉普太太说，“他也恋爱了—跟一个酒吧女招待—立马就把背心改小了，只是他喝酒太多，肚子已经鼓得很大了。”
“克拉普太太，”我说，“我必须恳请你，不要把我爱上的年轻小姐跟酒吧女招待或那一类人相提并论。”
“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回应道，“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绝不会那样。我要是多管闲事了，先生，请别见怪。只要我不受欢迎，就不会去多管闲事。不过，你是一个小伙子，科波福尔先生，我可要劝你一句：打起精神来，先生，永远不要丧气，要明白自己的价值。如果你要去找点儿乐子，”克拉普太太说，“如果你要玩九柱戏什么的—嗯，那东西可以让你健康—你就可以发现，这游戏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你有好处。”
说完这些话，克拉普太太装出很珍惜那杯白兰地似的又啜了两口—其实早就喝光了—然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行礼致谢，回自己房间了。当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口的黑暗中时，我不禁觉得，她这番劝诫确实有点儿过分亲昵了。但与此同时，我又乐意接受她的劝诫，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她给“智者”的“一言”[6]，提醒我将来一定要好好保守秘密。
[1]“**”的误读。
[2]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泽布（1761—1819）的作品，1806年由爱尔兰剧作家理查德·谢里登（1751—1816）改编为英文版上演。
[3]1815年至1846年，英国实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谷物法》，对进口小麦征收高额关税，导致主食价格高涨，下层人民利益受损。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暴发，英国必须大量进口粮食，第二年废除了《谷物法》。
[5]Copperfiled（科波菲尔）中的copper可以指旧时用来煮洗衣物的大锅，所以Copperful（科波福尔）就是一大锅要煮洗的衣服。
[6]出自英谚“智者一言已足”（Awordtothewise），意思是对明白人不用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