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有一次，她找到一份工作，”奥默先生说，“陪伴一位脾气暴躁的老太太，两人不太合得来，她就没有干下去。最后她来到这里，当三年学徒。现在已经快两年了，她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女孩。一个顶六个！明妮，她是不是一个顶六个呀？”
“是的，父亲，”明妮答道，“千万别再说我贬损她了！”
“很好，”奥默先生说，“这样才对。好啦，年轻的绅士，”他又揉了会儿下巴，然后补充道，“我想我就说到这里吧，免得你觉得我气短话长。”
他们说到埃米莉时压低了声音，我由此断定，埃米莉就在附近。我问他们是不是这样，奥默先生点了点头，又朝客厅门点了点头。我忙问能否偷瞧一眼，得到的答复是请便。我透过窗玻璃往里张望，只见埃米莉正坐在那里干活儿。在我眼中，她已经出落成一个婀娜多姿的小美人。那双曾看透我幼小心灵的清澈蓝眼睛，正满含笑意，转向在她身边玩耍的明妮的另一个孩子。她那张容光焕发的脸上，透着一股子任性和倔强，足以印证我刚才听到的话。与此同时，她的面庞下也潜藏着往日难以捉摸的羞怯。不过，我敢说，她的秀丽容颜中，洋溢着对美好和幸福的追求，也无处不显示出她正处在美好和幸福之中。
院子另一头传来有节奏的锤击声，仿佛从未停歇过—哎呀！不是仿佛，而是确实从未停歇过—就那样，一直轻轻地敲个不停。
“你不想进去跟她聊聊吗，先生？”奥默先生说，“进去聊聊吧，先生！不要客气！”
我当时很害羞—我害怕令她手足无措，也同样害怕令自己手足无措。不过，我打听到她晚上下班的时间，以便在那个时间去她家拜访。接着，我告别了奥默先生、他的漂亮女儿，还有他女儿的孩子，向我那亲爱的老佩戈蒂家走去。
她就在那里，在铺着地砖的厨房里做饭！我一敲门，她就开了门，问我有何贵干。我笑盈盈地看着她，她回看我时却没笑。我一直都在给她写信，但离我们上次见面毕竟已经七年了。
“巴吉斯先生在家吗，夫人？”我假装粗声粗气地对她说。
“他在家，先生，”佩戈蒂答道，“不过他犯了风湿病，正在**躺着哩。”
“他现在不去布兰德斯通了吗？”我问。
“身体好的时候会去。”佩戈蒂答道。
“你去过那地方吗，巴吉斯太太？”
她更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眼，我注意到她的两只手很快合在一起。
“因为我想打听一下那里的一座房子，他们叫—那房子叫什么来着？—对了，‘栖鸦楼’。”我说。
她倒退了一步，惊疑不定地伸出双手，就像要拦住我似的。
“佩戈蒂！”我对着她喊道。
她也大叫一声：“我亲爱的孩子！”然后我们就搂在一起，放声大哭。
她的情感是如何汪洋恣肆，她是如何抱着我又哭又笑，她有多么骄傲，多么快乐，又有多么悲哀—因为本该为我感到骄傲和快乐的那个女人，永远不可能把我亲热地搂在怀里了—这一切，我都不忍心在这里描述。我热烈地回应了她的**，却毫不担心这样会显出自己多么不成熟。我敢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像那天早晨那样尽情地笑过、哭过，即便在佩戈蒂面前，也从未有过。
“巴吉斯会非常高兴的。”佩戈蒂用围裙擦了擦眼泪，道，“对他的病来说，见到你比多少品脱的止痛擦剂都更有效呢。我可以去告诉他你来了吗？你要不要上楼去看看他，亲爱的？”
我当然要去。但佩戈蒂嘴上说要走，却怎么也走不开。每次走到门口，回头看见我，她便又折回来，趴在我肩头笑了又哭，哭了又笑。最后，为了省去麻烦，我索性同她一起上楼。我在门外稍等片刻，她进去跟巴吉斯先生通报一声，好让他有所准备，然后我便来到那位病人床前。
他十分热情地欢迎了我。由于风湿病太严重，他不能跟我握手，就请我握握他睡帽顶上的穗子，于是我诚恳地照办了。我在床边坐下，他说他觉得好像又在赶车送我去布兰德斯通一样，这种感觉对他的病大有好处。他躺在**，全身盖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脸—活像传统画里的小天使—我从未见过这样奇特的画面。
“我在车上写的是什么名字来着，先生？”巴吉斯先生说，因为患有风湿病，他只能慢慢地露出一丝微笑。
“啊！巴吉斯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真谈过好几次呢，不是吗？”
“我很久之前就说‘愿意’了，是不是，先生？”巴吉斯说。
“是很久了。”我说。
“我不后悔。”巴吉斯先生说，“有一次，你对我说，她会做各种苹果派和各种饭菜，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很清楚。”我答道。
“这话是真的，”巴吉斯先生说，“同萝卜一定会开花一样真。这话是真的，”巴吉斯先生说着，点了点睡帽，那是他表示强调的唯一方法，“同到死都要交税一样真。没有什么比这更真的了。”
巴吉斯先生将目光转向我，好像希望我赞同他在**苦思冥想得出的结论。我表示了赞同。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的了。”巴吉斯先生重复道，“像我这样一个穷人，卧床不起的时候，就琢磨出了这一点。我是个很穷的人啊，先生。”
“听你这话，我很难过，巴吉斯先生。”
“我确实穷得很啊！”巴吉斯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