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详细分析请参看拙文：《从西方生存论看中国古代辩证法》，载《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11—212页。
[116]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载《哲学动态》1995年4期），设想了从道家哲学的基点上重新出发的可能性，即把“自然无为”改造成“自然有为”，以适应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这种设想似乎展示了与方迪的“微精神分析”的某种不谋而合之处，但至今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117]小真的这些话本来是用来描述列维-斯特劳斯的有关文学、绘画和音乐的论述的，但也可以用在他的理论著作和实证研究上，如《野性的思维》，特别是《忧郁的热带》。
[118]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19]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
[120]《外国当代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精选》北欧部分，湖南少儿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21]英国小说家毛姆（W。S。Maugham，1874—1965）的名著《月亮和六便士》（TheMoonandSixPennies），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PaulGauguin1848—1903）为原型，描写一位画家只身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共同过远离文明社会的原始生活，创作了不少名画。
[122]见《月亮和六便士》，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123]见《忏悔录》卷12，第21节以下，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24]见《忏悔录》卷12，第28节以下，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25]见《忏悔录》卷13，第8节，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26]《路加福音》第12章。
[127]思特里克兰德的情妇，后因遭遗弃而自杀。
[128]普罗提诺（Plotinos，公元前204—前270）：古罗马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又译“柏罗丁”。
[129]《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序篇》，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130]见巴斯卡：《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
[131]例如，我们只要看看史铁生《务虚笔记》中对“梦想”和“梦境”的区分，对O与政治家WR及画家Z、对医生F和女导演N、诗人L和他的恋人、对残疾人C和X之间的爱情的不同境界的描写，就可以见出理性的分析对一个作家是多么的重要。古典作品如《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袭人等各个不同个性的“女儿”之间的恋情的层次不同的刻画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曹雪芹把这些人物关系处理得有条不紊，每个人物的性格及其不同爱情的格调才清晰而栩栩如生地凸显出来。当然，这种理性区分所依据的还是细致的情感体验。
[132]参看本人与易中天合著：《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章。
[133]《如焉》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就有这种情况，胡发云的本意并不是要靠打什么“擦边球”来引起读者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给杂志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他深知这只是暂时的，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触及的中国人性的深层问题，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建构问题，我在讨论会的发言中对此作了重点强调。
[134]正如萨特所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因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见萨特：《为什么写作》，载《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135]这就是一般人在读卡夫卡或残雪的作品时所直接感到的。其原因当然除了精神上、思想上的准备不足之外，传统文艺理论教条的束缚也使他们在阅读时带上一种先入之见，使他们误入歧途。所以倒是一些没有受过正规文艺理论教育的年轻人比较容易进入这类作品的氛围，其中有的甚至是理工科出身的大学生，只要他们真正具有文学气质或“敏感性精神”。
[136]包括：《灵魂的城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地狱的独行者》（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艺术复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永生的操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等。
[137]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6月22日。
[138]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此处暂不论。
[139]黑格尔将实用宗教称之为“合目的性或知性的宗教”，包括“崇高的宗教”和“美的宗教”，都是出于寓教于乐的政治实用目的。参看黑格尔：《宗教哲学》，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以下。
[140]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320页。
[14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4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43]参看拙文：《伯林自由观批判》，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0期。
[144]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14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3页。
[146]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页。
[14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
[148]参看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6—38页，第49页。
[149]同上书，第96页。
[150]就此而言，罗素把马克思的学说与基督教的末世论相提并论倒的确有几分道理。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参看第447—448页。
[151]卢梭说：“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2页）休谟说：“实验哲学之应用于精神题材较之应用于自然题材迟了一世纪以上”“关于人的科学虽然发展得较迟，没有自然哲学那样的早，可是……这门科学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并且必须要经过这样一番的改革。”（《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152]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71页。
[153]休谟：《人性论》，第8—9页。